一、学术界有关景教（也里可温教）圣像画存在与否的讨论（或争议）
景教（也里可温教）是唐代以来(可能更早)入华的基督教一支[1]，唐元之间也里可温教在我国西域，东北和蒙古地区传播，元代以降，也里可温教传至内陆，但是，该教在明清断绝。中国学者大多认为景教有“不拜玛利”和“不用偶像，保留十字架”的特点[2]。这一观点显然受佐伯好朗，理雅各等前人对景教的研究认识。中国研究景教的学者多以赞同。朱谦之的《中国景教》更有详尽的说明。但是，就国内发现的景教（也里可温教）遗物来看，景教的相关画像是确实存在的。如敦煌发现的景教徒肖像，高昌发现的棕枝主日画像和景教徒骑马画像。因而就关于景教的“不用偶像”的特点论断，国内学者是否在某些方面有些误区，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就主要就景教是否“不用偶像，保留十字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结合北京景教文化遗址与全国其他地区景教文物为例，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专著与资料来讨论景教圣像的存在。
由于全国没有发现更多的景教（也里可温教）人物画像的遗物，似乎便可说明一些仅存的景教人物画像的出现仅是个别现象，或是其他基督派别所为[3]。或是景教“中国化”的表现。总之，对景教“不拜偶像”的特点，大多数人还是认同的。
国内的相关学者也有对于景教（也里可温教）画像的相关研究，像《唐代景教绘画遗存的再研究》和《丝绸之路沿途景教绘画遗存考》[4]等文章涉及对景教画像艺术风格的讨论，但是对于景教画像出现的原因，也是因循旧说，认同朱谦之《中国景教》中的观点，便把景教的相关教义等同于基督教新教有“不拜偶像”和“不信圣母”等特色教义，对于国内出现的少部分的景教人物画像，朱谦之和佐伯好朗等人认为是景教的支派，迦勒底派(加色丁礼亚述教会Chaldean)或所做[5]。此外，关于景教人物画像出现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即所谓景教徒的人物画像可能不是真正的景教徒所作。林英在《拂菻僧_关于唐代景教之外的基督教派别入华的一个推测》[6]一文中分析拂菻僧可能为景教之外的另一派基督教徒即来自拜占庭后迁入波斯的叙利亚教会的信徒，林英认为入华的拂菻僧都为信仰“一性论”的基督徒，这样按照林英的观点便会出现一个问题，敦煌和高昌的人物画像也可能是“一性论”的基督徒所做，他们反而更加支持圣画的使用。这样便可解释景教“不用偶像”的特征，即所谓景教徒的人物画像不是真正的景教徒所作。但是以教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一性论派如雅格派的出现在蒙古帝国时期（至于元以前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是否来华，还有争议[7]），迦勒底派则在16世纪与罗马教廷共融，而国内发现的景教画像时间大概在唐代，甚至更早，除非有新的证据可以说明，否则其画像不可能为以上两个教会所作。
国外的研究、著作及文献如《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8]肯.帕里对景教（也里可温教）画像存在给予肯定态度，并给出相关证据及其出现原因。他指出拉丁主教JohnofCora在其文献中记载泉州某个景教教堂曾经出现圣像，肯.帕里认为：
“20世纪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叙利亚基督教尤其是东方教会是反对教堂设神像的，而且所谓的“闪族”基督教（即指景教）是无偶像崇拜的。”是有误的。因为这一推测的观点，与当今发现的考古证据相反，叙利亚基督徒（包括东叙利亚礼与西叙利亚礼教会，景教的母教会亚述教会为东叙利亚礼教会）“只是像其他基督徒一样用艺术手段来表现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中东、中亚、中国以及南印度的考古发现证据表明“叙利亚基督教在十字架标志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图像传统，但它对人物形象的图像也没有排斥。手稿说明、墙画与石刻显示了叙利亚基督徒愿意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宗教认同。”
此外，文中认为“叙利亚基督教似乎没有反对崇拜神像的禁令。事实上以前的书面材料有涉及到神像崇拜，这些书面材料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与圣人的形象对叙利亚人虔诚的礼拜习惯产生作用，甚至有叙利亚祈祷者献身于神像，尽管这种情况出现的年代稍晚。”因而，我们可以推断，景教在传教过程中会使用圣像。这样便能合理解释国内部分景教画像中为何会出现人物形象，景教圣像由此观之是确实存在的。
二、景教圣象存在的考察
1.景教圣像存在的可能性
关于景教画像存在与否，还是应研究景教或相关东方基督教的神学理论及其发展历史，看是否能为景教圣像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基督教传统.东方基督世界精神》便讨论了圣像可以存在的相关神学理论。正如书中记载：
“关于基督的形象最著名的早期文献为一段叙利亚伪经。这段经文讲述了耶稣基督和埃德萨国王阿布加（abgar）之间的交涉，将基督治愈国王和御用艺术家哈南（hannan）为基督画像联系起来。”“这个故事则是运用神圣形象属于古老传统的证据。[9]”
除此以外，书中在讨论圣像的作用时，也提到古代神学家kitzinger的文献中的观点：
“[基督教对视觉艺术最初的辩护，是基于他们作为教育工具的用途。意象(imagery)是......教诲和启迪的手段，对文盲尤为有益]”[10]
对于圣像的作用，书中还有记载：
“透过十字架和复活成为救主的基督，神之母玛利亚，以及其他圣徒，作为崇拜陪伴的天使——这几个主题加在一起，就是绝大部分圣像题材。”“将其中资讯注入神学主旋律是为圣像辩护的途径，也是在教会法定信条尚未对之发言的领域中表达基督教教义的途径。”[11]
由于景教（也里可温教）的母会，亚述教会（古称波斯教会），和其他东方教派都属于东方基督教系统。因而，东部教会的一些习俗和礼仪传统也会影响到波斯教会，尽管他们的神学教义不同。此外，由于东部教会的大多数教派，也包括亚述教会承认50卷的圣经旧约，也包括前文提到的叙利亚伪经。因而，亚述教会承认圣像传统也就成为可能。景教的一些人物圣像在中国出现也就有了理论依据的支持。
2.景教（也里可温教）圣像存在的现实依据
虽然国内（中国大陆）没有发现更多的景教人物画像的证据，进而影响了景教圣像现象是否存在的判断。有幸在国内外文献与碑刻记载，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中，不难发现景教圣像存在的证据。以下列举国内外明显的证据：
I.中国：
1.首先，《中国景教》一书中说明：“据景教碑文阿罗本入唐时，似又持经像同来也。[12]”是指景教碑文中“远将经像，来献上京”的记载.当然，朱谦之先生也对此提出质疑，但并未深做研究。但是，通过其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入华的景教徒是存有或至少是认可画像的。“不用偶像”一说会遭到质疑。结合全国的景教遗物来看，景教画像会在全国找到，如敦煌的景教徒画像（疑似为基督肖像），高昌的新疆景教寺庙壁画《棕枝主日》，泉州地区，鄂尔多斯地区的出土的明显带有天使形象图案的墓碑与铜饰品，还有与北京有关的在扬州出土的元大都人也里世八的墓碑，也带有天使形象，这便可说明景教徒至少不排斥人物或类似人物造像的存在与使用。
2.其次，法国圣方济各教会传教士鲁布鲁克前去蒙古汗国传教而作的“东行记”便有对也里可温教徒的记录，并参观过也里可温教教堂，其中也提到了该教徒使用圣像的现象。当鲁氏走到“海押里”的一座大城里边遇到了聂思脱利教徒，并进入一座大概为该教的寺庙[13]。鲁布鲁克在该庙宇中发现一个带小十字架的基督徒，但与鲁布鲁克信仰的天主教不同，该基督徒手上的十字架并没有基督的形象，鲁氏还亲自询问其原因，该基督徒回答“那不是我们的习惯。[14]”以证明其非天主教徒。在庙宇中还有这样的发现：
“又想圣米开勒那样的带翅膀的人像，还有其他像合掌祈祷的主教像。”
在鲁布鲁克到达蒙古大汗的宫廷时，他还发现也里可温教的教堂并进入以观内景，看到教堂的详细布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有详细记载：
“.....发现一个装饰美观的祭坛，那里在一匹料子上用金缕刺绣成救世主像、圣母像。施洗约翰像及两个天使像......”[15]
这一证据便指出景教徒使用平面圣像的证据，想要进一步确定说明其教堂与教徒的教派，鲁布鲁克还记载了聂思脱里教徒在该教堂的宗教活动，当时蒙哥大汗和他信也里可温教的妃子也一同参加：“.....他们（指景教教士）用手抚摸所有的圣像，摸过后老吻他们的手[16]。”鲁氏虽于景教徒不为同一教派，但基督宗教同根同源，他既然能分辨“海押里”大城里遇到的聂思脱利教徒，和辨别也里可温教寺庙所画的人物不是圣像人物，自然也能认出蒙古大汗宫廷附近的也里可温教教堂的圣像。虽然教派不同，但圣像所包括的天使、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与特点大体还是相似的。《鲁布鲁克东行记》所记载的有关人物形象的基督教相关画像包括圣母、耶稣基督、圣徒和天使形象，最重要的是其为布或绢质的平面圣像，再加上“海押里”城也里可温教寺庙的“主教像”(可能为该教先辈著名教父或主教)等这些现象表明，至少在蒙古汗国时期，也里可温教徒是有崇拜圣像的习俗的。
3.此外，在元好问的《遗山集.二十七卷.碑铭表志碣》中有《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17]，记述了金代一位名叫马庆祥的景教徒的生平事迹，其中就有马庆祥使用圣像的记载：
“.....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还。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者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遇上所见者合，上欢喜赞叹，为所作福田以应之。....”
从碑文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景教徒使用圣像的证据。该故事大概讲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在一次打猎过程中，看到一个挟持“太阳”的奇怪的“金人”，于是金太宗心中害怕，停止打猎，之后，他想找到这尊金像来做法事，有人（应为其臣下）猜测金像为佛像，但是（经过寻找），辽东没有佛教寺庙，可见金像不是佛像。“回鹘人”（指马氏一族的西域人）在“梵呗”（指景教的宗教仪式）过程中会用圣像，恰好马庆祥拿出的圣像（应为基督）与金太宗所见的金像相似，于是为金太宗作法事。可见，辽代时期，景教徒会使用圣像，并用于宗教仪式当中。
4.鸟居龙藏先生年7月在鞍山的千山火车站发现辽代景教画像石[18]，这块编号画像石C传出自铁路线以西的一个矿区，鸟居龙藏勘察了这座已被盗掘的墓葬并由女儿幸子画了一个草图，用一株柳枝标记墓葬的位置。画像石C存放在火车站站长室前面，云母页岩，高1.02米、宽85厘米、厚度18厘米。画面的景物像一个建筑物的入口，上部刻画了一个睡在摇篮的孩子，三个男人似乎在仰望那个孩子。鸟居龙藏先生分析画面是伯利恒的圣诞夜，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带着礼物看望耶和华的喜悦。当然，学界对于此画像石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出其与景教有关，但是，画像中婴儿的头顶画有三道线，似乎代表婴儿发出光芒，可能表明婴儿是耶稣。
5.年，日本一位名叫泉武夫的學者介紹了藏於日本栖云寺的宋代「虚空藏畫像」。泉武夫指出圖內的「菩薩」手持光明十字，認為此「菩薩」不是佛教菩薩，而是景教遺存。年美國學者ZsuzsannaGulacsi考據此圖即為《夷數佛幀》，圖內的摩尼教「夷數佛」（她英譯為「BuddhaJesus」），即是耶穌。文章已譯成中文，于《藝術史研究10》出版。笔者认为其有明显的聂思托利十字架，应为元代也里可温教遗物，是耶稣圣像画[19]。
6.最后，在蒙元时期，西方的拉丁主教JohnofCora记述的文献[20]中有关于泉州景教教堂内部布局及其教徒的介绍：
“.....这些基督徒.....正超越富人....他们有辉煌庄严的教堂，教堂里有纪念上帝与圣人的十字架和圣像。......”
这段文献说明在进入元代时期，景教徒还是有礼拜圣像的宗教习惯，由于John的记录为概述性记录，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泉州地区，甚至当时元代全国各地景教教堂也能也有圣像存在。
II俄罗斯
克里木凯特的《丝绸路上的景教艺术》[21]一文中，介绍了几个藏于俄罗斯冬宫艾尔塔米什博物馆的粟特景教徒银饰物，年代应在9-10世纪，这些银器上面绘有景教圣像画。以下，笔者具体介绍：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MalyaAnikova村发现的一些粟特景教银质器皿，其中一间为刻画有城堡样式的银盘；一件为刻有关于耶稣复活故事的银盘；一件为带有波斯风格的粟特景教徒所用碗状物。
1.带有城堡样式的银盘
该银盘中部画有城堡，城中画有喇叭、人物和天使主要描述《圣经.约书亚书》中有关耶利哥的故事，据说该银盘为复制品。
《圣经.旧约.约书亚书》第2章1-16节，被围困的耶利哥（Jericho），有一个犹太间谍躲在娼妓喇合的房间（韵诗1-6节），从她的窗户向外观望。因为他的房间在城墙之外，而她住在城墙之内（韵诗第15节；第18节和21节）
《圣经.旧约.约书亚书》第6章，第4和15节，载有扛着方舟和7个站在方舟前手拿7个公羊角喇叭的牧师（韵诗第14节）第七天，他们要绕着这个城市转七次（参见韵诗第15节），牧师和他的喇叭在画像中看得很清楚，因此，这幅画暗示了耶利哥的存在。
《圣经.旧约.约书亚书》第10章，第12-14节，当主耶稣把亚摩利人交付给犹太人时（韵诗第12节），太阳和月亮还在天空上闪耀。画像中所描绘的顶部和两个天使暗示此点。其主题同样也是被围困的*事首领双手举向天空，与6-8世纪原件上的叙利亚文绘图上的画面相似。
俄国圣彼得堡的国立艾尔塔米什博物馆的粟特景教圣像画银盘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序列号S-46
引自:丝路遗产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