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和年,法语世界相继逝去了两位重要哲学家,一位是比利时的吉尔伯特·奥托瓦(GilbertHottois),一位是法国的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两位哲学家敏锐地指出了,在人类生存已经全面科技化的今天,我们不应停留于将科学和技术视为哲学家的核心问题,而更应该将当今时代的哲学重新奠基于科学技术之上。后一种立场实际上蕴含了一个观点,即哲学要随着时代的进化而进化。
关键词：拉图尔；末世论；本体论；技性科学；斯蒂格勒；技术化；哲学家
年和年，法语世界相继逝去了两位重要哲学家，一位是比利时的吉尔伯特·奥托瓦（GilbertHottois），一位是法国的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两位哲学家敏锐地指出了，在人类生存已经全面科技化的今天，我们不应停留于将科学和技术视为哲学家的核心问题，而更应该将当今时代的哲学重新奠基于科学技术之上。
后一种立场实际上蕴含了一个观点，即哲学要随着时代的进化而进化。这一立场不仅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同样也与法国的认识论传统相契合。加斯东·巴什拉所要发展出来的就是奠基于相对论、非欧几何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之上的新哲学，基于此，他也才呼吁一种新科学精神。不过，巴什拉所欲推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新的（法国哲学意义上）认识论体系，而不管是斯蒂格勒，还是奥托瓦，以及另外一位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所要提出的则是一种技术化或科学化的新的哲学。
要想确立一种新的哲学，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既有哲学体系的诸多核心概念。上述三位哲学家不约而同地都将矛头指向了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斯蒂格勒多次提及有关技术起源的那个经典神话故事。人从诞生之初便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缘于这种非本质性，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所偷来的各种技艺以及火才可能在人身上留下印记，这种印记不是外在性的，而是内在性地嵌入到了人的定义之中。正如斯蒂格勒所言，“如果一个外在的东西构成了它所面对的存在本身，那么这个存在就是存在于自身之外”，在此意义上“人类的存在就是在自身之外的存在”。进而，正是由于技术的诞生，才使得“无从定性的人才确实地成为逻辑的存在，即（因缺陷）具备逻格斯”。
主体内在的虚无化在拉图尔那里存在着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即拉图尔区分了行动者（人当然也是行动者）的权能和述行，如果权能存在，那么通过述行而实现的对人的界定就不是完整的。不过，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可以通过拉图尔后期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进一步解释而得到消解。因为拉图尔并不否认心灵的存在，而只是否认“内在的心灵”的存在。如其所言，“外在的世界并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世界本身不存在，而是因为不存在内在的心灵”。在此意义上，就如斯蒂格勒所言一样，人是在与技术的交流过程之中，实现其主体性的。如果我们将拉图尔对主体的讨论与其现代性理论结合在一起，那么不仅可以说“我们从未现代过”，甚至可以说“我们从未人类过”，于是，后人类也只不过是预设了一个标准人类的存在才获得其合理性的，但在拉图尔那里（以及在斯蒂格勒那里）这个标准的人类自人诞生之日起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在奥托瓦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准确地说技性科学）否定了一切传统哲学。在奥托瓦看来，当代技性科学在哲学层面上具有典型的“虚无主义特质”，这种特质的核心是它并不只是要祛除某种本体论或末世论，“而是要清除所有的本体论、末世论和人本学”。人本学的祛除是本体论和末世论之祛除的一个结果。技性科学清扫了一切先验的、本质的永恒存在，一切都在其实践之中、在“技术宇宙”之中被界定。既然技性科学不存在其外在基础，那么，它所指向的就只能是一个极端开放却又极端模糊的世界，开放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模糊意味着一切皆可塑，它“并未提供某种可预知的意义”。反本体论和反末世论进而带来的便是反人本学。在奥托瓦看来，人性并非先在于技性科学，相反，技性科学的不断推进带来了人性的不断重构，就如生、死、语言、情感、精神等概念的内涵和边界都要随着技性科学的发展而变动一样。于是，人类不再是意义的来源，也不是目的的根源，因为意义和目的都是随着技性科学的发展而生成的。
基于不同的进路，法语世界的这三位哲学家都走向了传统主体理论的对立面。如果人的存在是外在化的，那么，人与技术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正缘于此，斯蒂格勒才强调技术的两面性，它既是解决问题的解药，也是*药，它对人类具有反噬作用。古希腊神话通过赫尔墨斯所带来的道德、*治等各种技艺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技术的这种双面性在当代社会以几何级数被放大，于是，作为人之规定性的技术，反过来又可能会产生毁灭人的后果，“人类由于其存在本身就是代具性的，所以是自行毁灭的”。这时，当人们看到了技术代具性的不同侧面时，便会产生“畏惧”或“着迷”两种极端情绪。在此，斯蒂格勒实际上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风险性特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学家贝克强调，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与20世纪之前人们所面临的自然风险以及现代化早期所面临的技术风险有着根本差异，后者总是一种地方化的风险，前者则开始超出了具体时空的限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和跨越了世代的问题。因此，现代化必须要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技术思想界和科技*策领域产生了两种对待技术的态度，一种是预防性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如果一项行动或*策有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严重的危害，那么，在获得有关这一行动之安全性的确定科学证据之前，我们不该将这一行动付诸实践。”问题在于，正如科林格里奇困境所表明的，很多行动在实施之前，人们很难获得其有确定危害的证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无害性的举证责任将会落在那些主张者手中”，反对者并不承担其有害性的举证责任。另一个原则是主动性原则，这一原则从起点上就是作为预防性原则的对立面出现的。年，超人类主义立场的哲学家马克思·摩尔（MaxMore）在负熵研究所（ExtropyInstitute）年度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核心是“人类就其本性而言必须要承担合理的风险，因此要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就必须鼓励（而非限制）技性科学的创新”。作为主动性原则的支持者，史蒂夫·富勒将其解读为“主动性律令认为接受风险对人类研究具有建设性价值：与其沉溺于过去，倒不如听天由命。”当然，这里的听天由命，并不是说毫不作为，而是要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实践，实践中遭遇风险，实践中解决风险。因此，主动性原则要求技术反对者承担技术有害性的举证责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富勒认为当今时代这两种原则之间的争论甚至会超越传统右派与左派之间的争论，“一种意识形态划分将会重新改造21世纪左派—右派的差别：对*策制定所面对风险原则的预防性与主动性态度。”
我们这里所说的法语世界的三位哲学家则采取了相对中性且颇具建设性的态度，既没有过度夸大技术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而“畏惧”技术，也没有片面强调技术的效益，乃至“着迷”技术。斯蒂格勒看到了技术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主张一种以“负熵”形式出现的“新*治经济学”，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从“人类纪”走向“逆人类纪”。
奥托瓦也主张，技性科学所带来的伦理后果，并不是要求我们去改造某种伦理学思想，而是要清除之前所有的伦理学，从而建立一种全新的生命伦理学。拉图尔更是直言“我们必须像关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关爱技术”，人们要“热爱你们的怪物（monster）”，既不能因为这些“怪物”可能带来的收益而“溺爱”它们，也不能因为其可能犯错而“抛弃”它们，正如西方谚语“切勿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Don’throwthebabyoutwiththebathwater）所表明的那样。
不仅如此，三位哲学家不仅在“解释世界”，同样也都走向了“改变世界”的道路。斯蒂格勒在巴黎进行的新经济学实践，奥托瓦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所作的探索，拉图尔在法律、生态、*治等领域所做的工作，甚至其于年“转会”至巴黎*治学院担任副校长一职，都是试图以理论改变现实的努力。
尽管法语世界哲学家们在认识论和技术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相当一部分都被国际学术界所忽视。但在斯蒂格勒、奥托瓦以及当代法国认识论者和技术哲学家的努力之下，这种状况正在被改变。任何哲学家都会有逝去的一天，但他们所留下的思想，将会成为人类永恒的财富。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刘鹏，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国科学哲学、STS。
编辑：*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