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英国在一战后达到顶峰，它占据了世界上1/4的陆地面积和近1/4的全球人口，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法国的三倍多。俄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延续时间或许最长，但它从未像英国那样将触角伸向全球，而在19世纪初英国就已超越了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英格兰人是统治民族，所谓英国的“核心族群”。实际上，尽管有些尴尬，英格兰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符合帝国子民要求的民族之一，甚于俄罗斯人，或许只有罗马人才能与之媲美。在将不列颠开拓为海洋帝国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英格兰人已经在本土建立了“第一英格兰帝国”。10世纪，年代史编者艾瑟维尔德提出，“不列颠现在称为英格兰，拥有了胜利者的名号”。11世纪初，英王“忏悔者”爱德华将国号颠倒过来，自称“全不列颠的国王”。年，诺曼被征服之后，这些名号很快成了确凿的事实，威尔士和爱尔兰相继并入不列颠，苏格兰也几乎被征服（直到年才完全合并）。“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在19世纪初终于成型，数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对“本土”的征服已经完结，一个“内帝国”，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位于欧洲的英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英格兰人作为帝国民族，其早期历史产生了所有帝国民族都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定义自身与帝国的关系？与帝国中有着更确定身份的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究竟是谁？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答案通常是将民族身份与帝国身份融合，从而在帝国这个更宏大、更重要的家园中，失掉自己的身份。英格兰人亦是如此，在大不列颠的“内陆帝国”中，将自己定位为不列颠人，或将英格兰和不列颠的身份混为一谈，他们往往用“英格兰”指代不列颠，而说起“不列颠生活方式”时，他们又赋予其英格兰的内涵。与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帝国民族一样，英格兰人很难区分民族与帝国。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建立了海外领土的英国，即所谓“外帝国”，而非本土帝国。但必须记住英格兰人在海外扩张之前早已是帝国民族。他们的帝国身份已在16世纪确立，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他们开始海外殖民和征服，并最终塑造了一个世界帝国。从征服、统一不列颠岛而产生的不列颠身份感，因海外帝国的建立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因此成立之初的联合王国就是不列颠人的帝国。
英国的海外领土是英格兰/不列颠帝国本土的延续；本土产生的不列颠身份已经可以用来对外传播（正如西班牙在重新征服半岛的同时征服并在美洲定居）。这是约翰·西利的《英格兰的扩张》（）一书的核心话题，并包含在“大不列颠”这一概念中。正如倡导这一说法的思想领袖C.P.卢卡斯所说，“大不列颠大规模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并最终扩张为英联邦，其所有重要的元素都已在宗主国存在”。这一有趣的观点也存在漏洞和限制，但说明了英国的根本事实，以及本土和殖民地民众的看法。
爱尔兰贯穿了帝国成型的始终，与恩格斯的观点一样，爱尔兰是英格兰的“第一殖民地”。12世纪，爱尔兰被征服和殖民，因此它无疑属于第一批帝国扩张的对象。此后掀起了第二波帝国建立种植园的浪潮，包括在爱尔兰的阿尔斯特，以及在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的征服活动：这时英格兰人开始在北美建立定居点。二者在时间上如此吻合，在殖民方式上也存在相似之处，我们自然会发现其中的联系。爱尔兰似乎同时属于英格兰第一和第二帝国。尼尔·弗格森认为，“爱尔兰是不列颠殖民主义的实验室，阿尔斯特是种植园的原型”。爱尔兰和威尔士无疑都属于“英格兰第一帝国”。这是联合王国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它们是否可以归入英格兰／不列颠第二帝国，即海洋帝国的体系中呢？爱尔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殖民地，或如托蒙德伯爵在17世纪所说，它是“英格兰人的另一个印度”？这是爱尔兰整整一代民族主义者，以及英格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爱引用的类比。最近这在爱尔兰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当中也流行起来。
许多理由都可以证明这种类比的可信性。爱尔兰存在一个“外来”的统治阶层，特别是在17世纪后，这个统治阶层形成了所谓的“新教徒优势”。当然像在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那样，这里也有当地的合作者，包括天主教教徒和新教徒。整套英格兰的法律和行*体系移植到了爱尔兰。“压迫者的语言”——英语也被引入爱尔兰，而本土的凯尔特语受到压制。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之后，大多数爱尔兰人信奉的天主教受到压制，原本的爱尔兰圣公会成为国教教堂。爱尔兰的土地被没收，“外来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开始建立种植园，带来了与当地截然不同的风俗和宗教。爱尔兰人无法直接买卖土地，这与北美殖民地的情形类似。爱尔兰人通常被夸张地塑造为落后的野蛮人。在爱尔兰制定*策的英格兰人，比如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威廉·佩恩在早期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其他北美殖民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最重要的是，19世纪40年代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与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不相上下，人们因此谴责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者。因为爱尔兰实行总督管理，以英王的名义实施统治，人们会把爱尔兰视作经典的受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
但许多人表示，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一结论。爱尔兰可以被视作英格兰陆地帝国的一部分。与传统观点不同，我们可从帝国的角度考虑爱尔兰与英格兰在地理上的比邻关系。正如之前讨论过的俄罗斯与鞑靼的关系与帝国接壤容易甚至有必要成为殖民地。英格兰征服并统治爱尔兰的决心如此之大，因为它担心这里会产生其敌人，比如成为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入侵其领土的后门。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国土安全的角度出发，爱尔兰也必须纳入英国的“内殖民地”。
如果将爱尔兰放在海洋帝国体系中来考察，其与英格兰比邻而居的特点就格外重要。爱尔兰和不列颠岛之间的人员往来对于普通的附属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极不寻常。同样，在不列颠的各大城市，比如利物浦、伦敦和格拉斯哥，有不少爱尔兰人定居，这被概括为“逆向殖民化”。爱尔兰的其他特点让人们很难将它算作典型的殖民地。直到年，爱尔兰都是独立王国（尽管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拥有同一个君主），在都柏林有自己的议会。年并入大英帝国之后，爱尔兰和苏格兰一样，成为宗主国的核心组成部分。年《天主教解放法案》签署之后，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议员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19世纪下半叶下议院两*角力时起到了平衡作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英裔爱尔兰乡绅成为不列颠的统治阶层；英裔爱尔兰的文学家，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乔治·贝克莱、埃德蒙·伯克、奥斯卡·王尔德、威廉·巴特勒·叶芝、萧伯纳等，成为英国文化的代表。从经济上看，爱尔兰也不像一个被剥削的、落后的殖民地，爱尔兰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得益于与英格兰的联系；而在帝国和爱尔兰的贸易中，爱尔兰人总能得到实惠。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大量爱尔兰人，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以官僚、*人、定居者、传教士、商人、医生和教师的身份参与到英国的治理中。这让爱尔兰看起来又不像典型的殖民地。
当然，爱尔兰似乎是“不列颠世界”的异类，特别是年爱尔兰（南部26郡）独立以及年退出英联邦，都能说明这一点。爱尔兰公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列颠岛，工作不受限制，甚至在不列颠也拥有投票权，与联合王国和殖民地的公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对于一个在二战时恪守中立，战争结束后立刻宣布独立，之后便脱离不列颠的英联邦的“前殖民地”而言是极大的优待，也是英联邦中独一无二的。
爱尔兰或许被认为是英国的异类，但很多人认为英国中这样的异类很多。最近，人们越来越喜欢谈论帝国的混乱本性，帝国由各部分无序地拼凑在一起。约翰·达尔文认为，“帝国主义”一词在19—20世纪的英国没有确定含义，“因为英国统治的内涵丰富到了令人困惑的程度。真实的英国不只是被其统治的领土，而是一副巨大的拼图，上面布满了附属国和保护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停战诸国和通商口岸、飞地和运转口岸、炮艇和卫戍部队、海洋航路和装煤站、电缆和航线、领事馆、基础设施和投资，以及废弃的矿场。这些如何维系，如何成为一个整体，甚至如何被创造出来，都会让最聪明的统治者头疼……人们找不到英格兰的名字为其命名：最接近的是一个拉丁文说法——英国和平”。在之后更翔实的论述中，约翰·达尔文回避了“英国”的说法。相反他效仿亚当·斯密，认为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项帝国计划”，于是约翰·达尔文将自己的书定名为“帝国计划”。为了进一步表明这层含义，他的另一本书叫做《未终结的帝国》，再次强调英国的“即兴与临时性”，英国是“成型中的帝国，一个半成品帝国”。
约翰·达尔文的观点与关于英国发展的最著名论点是一致的，约翰·西利在年提出，“我们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征服了世界上一半的领土，统治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尽管未必同意这个观点，几位著名学者近几年却和西利一样强调英国无计划、无意识的本性。例如，比尔·纳森认为帝国是“由特殊的碎片构成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截然不同的元素偶然构成了英国”，“帝国的构建缺乏一致的模式”。就像在混乱中，英国完全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对其他人而言，英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英国人自己却认为帝国出现的原因依然神秘莫测。
缺乏自我意识，那种不可知的感觉将产生不安全感，导致人心不稳。琳达·科利认为，今人非常清楚英国领土有限，与竞争对手比如法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之后的德国和美国，或者与曾经的英国相比都显得局促狭窄，因此他们害怕坚持帝国模式过于冒险。年，地理学家J.H.约翰逊认为，“大不列颠，就是英国人在海外占有的一切，是不列颠岛的倍”。琳达·科利认为，“因为帝国内核极其受限，而又依赖海上力量，英国的消耗和负担过重，统治流于表面，维系时间也并不长久”。马娅·亚桑诺夫同样强调不列颠的“裂缝与不安全感”。她认为，所谓“白人的负担”透露出的沾沾自喜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为深植在英国统治的脆弱与矛盾中寻找正义感的补偿心理”。
如果英国不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国力显赫，不列颠人或许意识不到自己帝国的权威。西利做出关于英格兰的所谓无心帝国主义的评论，是因为他认识到“我们对民族融合与领土扩张持有极具特色的中立立场”。西利认为，我们“不允许帝国的存在影响我们的想象或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也认为自己只是欧洲大陆北部小岛上的居民而已”。众多历史评论家，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到BBC（英国广播公司）官员都惋叹大众对待帝国的无知和冷漠。米尔纳勋爵在年说过：“很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向那些傻瓜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帝国。”即使在那些应该关心国家事务的人中，也很难激起对帝国的热情。当要讨论帝国事务时，下议院通常空无一人。
伯纳德·波特的《无心的帝国主义者》可谓这一思潮的顶点。该书认同西利的观点，而且更进一步，波特提出在历史上，不列颠人对帝国知之甚少，毫不关心，生活也未被帝国打扰。少数上层或中上层人士，即真正主导帝国前途的人对此才会有兴趣参与其中，而其他人看重的是国内事务，比如就业和家庭问题。换一种说法，英国是一个“阶级产物”。“只要那一小部分男人（及其伴侣）在治理这个国家，剩下的人可以关心其他事务。帝国不需要从大多数人那里获取多少物质资源，或帝国并未意识到这点，也不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或热情。大众的漠不关心不会影响帝国的维系。”
波特和其他人的观点提醒我们，绝不能认为强势的英国是凭空出现的。后殖民主义学者提出了稍显刻板的假说，无论英国还是其他国家，帝国对宗主国社会的影响与对其殖民地的影响一样既深刻又普遍，这点也很值得怀疑。这些观点需要证据，无论采取怎样的经验主义的手段来获取；如果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够有力，这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就是值得质疑的（这些人的代表是爱德华·赛义德，波特略显挑衅地称他们为“赛义德主义者”）。
凑巧的是，近些年研究英国的学者出版了大量著作，无论是考据细节还是涉猎广泛的论述都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帝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既深刻又持续。波特了解其中许多观点，事实上他的研究就是为了反驳这些观点。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论著，包括所有或大部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论证及波特的回应，我们不能简单地因缺乏检验的史料证据，而认为英国对社会的影响只是观念上的或假想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教条的，和与其相反的说法，即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帝国的踪影一样偏狭。
我们还有一层顾虑。“经验主义”的最明显做法不免简单粗暴。在民意调查中测试大众关于帝国的知识，是评估影响力的粗糙手法。即使是帝国中学或大学教学中设置的考试，或流行文化中的表现（两者都是波特研究中的关键），也不一定能揭示帝国是否或如何影响人的意识或行为。不必成为结构主义者或心理分析师，我们也能想清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方式不同，层次更深。意识形态有隐蔽性，被影响的人往往在最后才意识到这点。意识形态的结构，无论在社会和*治理念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在“我们背后”起作用。我们须知存在“平实帝国主义”，与所谓的“平实民族主义”一样在我们意识层面发挥影响。
约翰·达尔文和其他学者关于英国庞杂无序、脆弱不堪的断言也值得警惕。哪一个帝国不曾自视为无序的组织，并竭力要在混乱的社会结构中带来秩序和理性呢？哪一个帝国不曾为自身的稳定与延续而感到恐惧与焦虑呢？人们或许会说这种种表现都是界定帝国的特性（这不禁令人想起罗伯特·穆西尔对哈布斯堡王朝混乱的讽刺）。大多数帝国的发展都会顺应环境变化而采取各种投机行为，不存在按部就班的计划（第三帝国迅速覆灭说明试图为帝国制订计划是行不通的）。而大多数帝国惧怕环境的改变会削弱或损害国家的根基。
尽管英国编年史学家的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比。英国是一个奇观，势力触及全球，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没人能找到参照物。但结果是，关于英国的种种结论在比较史学的框架下都不能成立。帝国是不尽相同的，各有特点。但它们也有共同特征，面临同样的问题，看待自己和被人看待的方式也有相似之处。英国影响深远，是由迥然不同的各部分聚合而成。英国是一件半成品，是一项永远处在发展中的“计划”。大约从一开始，英国就为未来担忧。当然其他帝国也面临这种处境。帝国多少是缺乏组织的，形态变化多端，总是有规律地表现出对帝国稳定与发展的焦虑（而衰亡是所有帝国不可逃避的命运）。英国或许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领土规模却不能让它逃脱帝国的宿命。
《千年帝国史》，[美]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Kumar）著，石炜译，中信出版集团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