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QQ交流群 http://www.ruidunet.cn/guanzhu/2833.html作者｜卡罗·金兹堡（CarloGinzburg）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研究兴趣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欧洲，著作涉及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高度体现了资料的原始性和方法的原创性。
我对巫术的研究始于意大利东北部，然后来到中亚草原，这是一条曲折的求索之路，我将尝试追溯这段旅程。伟大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ＭarcelGranet,-）曾经说过：“方法是前人使用过的路径方法这个词确实源于希腊语，尽管葛兰言提出的词源——ｍeta-hodos，在道路之后——可能是想象出来的。然而葛兰言的嘲讽有着严肃——事实上是论争性的——一面：在任何学术研究中，对方法的讨论，只有当它是具体研究的后验反映时才有价值，而不是在作为一系列预设出现时（至今这种情况最为常见）。也许，接下来对我研究之初及其随后进展的描述，尽管微不足道，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葛兰言的嘲讽。
当一个研究已经有了结论（即使明显是临时性结论），要描述它的路径总会带来风险：目的论的风险。回首过往，那些不确定和错误已不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被转变为直接通向目标的步骤：历史学家一开始就知道他想要什么，并为之探索，最后找到了它。但在实际研究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一位有人类学背景的科学史学家所描述的，实验室中的人生更加令人困惑和凌乱不堪。
新史学（第18辑）卡罗·金兹堡的论说
一
虽然我将要描述的经历本身是属于我个人而非群体的，但它相当困惑、杂乱。这段经历始于一个灵感，一个突然出现在一位比萨大学学生脑海中的研究课题（巫术），从他20几岁直至50多岁都一直存在。我之前并不是很确定自己想当一个历史学家，但是这个题目一出现，便再无疑虑。这是我的课题，我愿意为之工作数年（根本没有想象要多少年）。我经常自问：为何会有这样出人意料的热忱？回顾过去，这种热忱对我来说看似有坠入爱河的所有特征：突如其来，满腔热情，缺乏认知（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我对巫术的历史一无所知：我的第一步行动，后来在研究其他课题的时候多次重复，就是在《意大利百科全书》上寻找巫术的词条，以获得一点基本信息。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无知的喜悦”：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即将学到某种东西的感觉。我觉得，与那一刻相联结的强烈愉悦感，帮助我避免成为一个只钻研特定领域或局限于某研究领域的专家。我不仅在偶尔面对自己不了解的主题和领域时保持了足够的动力，这种力量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著。
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选择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研究课题，这是很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能注意到，知识的有限性与目标的重要性之间的差距，与一个人一生中所做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真正重要的选择是相似的（回首过往我们把这叫做差异性命运）。但是，是什么驱使我们选择呢？当时，在对这突然浮现于眼前的研究课题的热情背后，我想我现在可以猜到，那里潜伏着一系列童年的记忆和经历，并与近期的焦虑和偏见混杂在一起。
儿时听到的童话故事对我的选择影响有多大呢？母亲曾经给我读过１９世纪末西西里岛作家路易吉·卡普安纳（LuigiCapuana,-）收集到的寓言。这些寓言中充满了所能想象到的各种魔法和恐怖的事物：一条母龙，嘴里流着“看上去像孩子一样的小羊羔”的血；小家伙们出场时天真无邪，戴着羽毛头巾，但翻过一页，却变身为有着巨大下颌的可怕狼人。我的父母曾在一个名叫阿布鲁齐（Abruzzi）的村庄住了年，克罗切塔（Crocetta）是村中的一个年轻女孩，她曾给我哥哥和我讲故事（我是在母亲娜塔莉亚·金兹堡写的《阿布鲁齐的冬季》中发现的），这些故事跟卡普安纳收集到的差异不大。其中一个故事，一个男孩被继母杀了，喂给他的父亲，这时，他从血肉中剥离出的骨头开始吟唱：我可怕的继母，在壶中烹煮我，而我贪嘴的父亲，已满嘴都是我。通过这些故事邪恶且意义不明的话语，像所有孩子一样，我必须从神秘的成人世界出发来解释现实。
食人和动物变形是《夜间的故事》的核心。对我来说，做出研究巫术的决定，便意味着对女巫的揭露，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童年时听到的寓言类似。但那时基本没有认识到，做出那个选择的潜在动机，掺杂了其他感情和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出生在一个*治上“左”倾的家庭。我的父亲雷昂·金兹堡生于敖德萨，与其家人一起迁到意大利，年他失去了在都灵大学俄国文学系的职位，因为他不愿意宣誓效忠强加在所有学者身上的法西斯*权。他那时25岁。不久之后，他因反法西斯活动被逮捕，并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年当意大利作为德国盟友加入战争，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反法西斯者，他被拘禁在皮佐利——拉奎拉附近、位于阿布鲁齐的一个村庄，家人在那里与他做伴。法西斯*权衰落时他去了罗马，重新开始了*治活动。他在被纳粹逮捕并认出身份后，于4年死在德国控制下的雷吉纳·科里监狱。弗朗科·文图里，都灵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书《俄国民粹主义》中，提到了我父亲的作品和为人，他在巴黎的反法西斯移居者圈子里与我父亲相识相知，把他作为民粹主义精神“新而独特的化身”。在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核心，对农民社会所表现的价值观，存在着一种强烈的道德与思想上的亲近感。我在一本战后出版并很快被译为几种语言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个相似的视角，这本书叫《基督停留在埃博利》。卡罗·莱维——一位作家、物理学家、画家，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与他一起参加过“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反法西斯活动。他也被纳粹*权判处国内流放，来到鲁卡尼亚的一个小村庄。毫无疑问，这些亲密关系使我在青少年时期读了《基督停留在埃博利》后受到深远的影响。虽然莱维所描述的村庄比我幼年待过的那个村庄更加孤立和原始，我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但打动我的不只是这本书写作的环境。莱维从未隐瞒自己在思想和信仰上与南部意大利农民之间的差别，但是他从未表现出优越感。他把一切都看得很严肃，包括他们的咒语和魔法仪式。从《基督停留在埃博利》中，我了解到，思想智力上的超然、情绪上的参与、对理智的热情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这些不仅是相容的态度，还可以彼此支撑。从母亲那里我学到了甚至更重要的东西（不限于我的研究），那就是智力与社会、文化地位之间是无关的。
回忆往昔，我认为，童年时听到的寓言带来的持续印象，以及我从家庭环境中汲取的民粹主义，都使我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对迫害中的受害者，而非对迫害本身进行研究。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这从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末期，巫术，这个很早以前就进入了人类学研究视野的内容，却仍然被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边缘、奇怪的研究领域（正如英国人基斯·托马斯带有讽刺意味的评论那样）。要承认其合理性，充其量是把对巫术迫害的研究作为欧洲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思想史上的一段脱离正常轨道的插曲。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历史编纂的潮流，尽管历史学家的兴趣比过去更加复杂，但仍几乎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