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爵之盾?教史组
作者
段春生
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基督宗教历史博士、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教会历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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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明末时期，朝野动荡，危机四伏，帝国大厦摇摇欲坠之际，徐光启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及开放意识的士大夫，为力挽大明帝国之狂澜，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写的《农*全书》更是家喻户晓，使后世受益无穷。以往人们只知道徐光启是一位杰出的*治家、科学家，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一个卓越的天主教徒。纵观他的一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与其信仰息息相关。
徐光启与杨廷筠、李之藻一同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会三大柱石”。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时时散发出信仰的光芒。他除了和普通天主教徒一样，时常祈祷、默想、省察、办告解、参与弥撒、领圣体；更以修道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做圣依纳爵神操、守斋、打苦鞭、行克苦等神功；同时，也以传教士的使命来自我鞭策，他与神父们密切合作开创了上海教会，常向士大夫介绍天主教信仰；借着拜访南京耶稣会传教中心，推动了南京教会的发展；而教会在浙江、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成功地展开传教活动，都与他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徐光启及奉教名人韩霖、段衮、王徵、孙元化等的名字出现在传教士的年鉴报告中，他们在地方教会的传教工作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徐光启逝世后，耶稣会为表彰他对教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曾写了一篇著名悼词，由潘国光译为中文：“中国的徐光启公，以翰苑起家，为辅弼皇帝的宰相。笃信圣教，至终不懈，弘宣真道之功，永永不朽，耶稣会痛失良导，作此诔词，以纪念其恩德。”这篇悼词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不仅镌刻在他的墓碑上，也永久地留存在教会对他的记忆里。
年，教会为纪念徐光启受洗周年，在他的墓地竖立起一个大十字架，底座上刻有马相伯用中文和拉丁文写的颂词：“徐保禄，请你在天上引领你的同胞，来到天主身边，保佑你的后裔具有完整的信仰，背弃信仰者回归基督，耶稣会秘书处，怀着感恩和敬爱的心情，因他多年接受、热爱、传播的信仰，为中国皇朝伟大的徐保禄导师建立这纪念墓碑。”这篇由马相伯撰写的双语碑文，代表着天主教会对徐光启深深的怀念。
而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缘何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有着怎样的信仰生活？在四百多年前他如何进行福传？又为何在临终之际“囊无余资”？本文将一一为您揭开其“神秘面纱”。
壹、徐光启皈依天主教
○
一、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的相遇
提到徐光启皈依天主教信仰的过程，就不得不提到三位耶稣会会士，他们是郭居静（LazzaroCattaneo，－）、利玛窦（MatteoRicci,-）、罗儒望（JeandeRochia,-）。徐光启与这三位传教士的相遇相交，对他的灵*触动很大，他们对于徐光启皈依天主教信仰，以及他日后的实践信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万历二十三年（），徐光启在会试中再一次名落孙山，感到无颜回家面对家人，就取道南下，经广州，之后停留在韶州任教。他拜访了刚到那里传教的郭居静神父，他由郭神父第一次听到了天主教的信仰。徐光启在日后为利玛窦《二十五言》作的跋中，曾回忆起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昔游岭嵩，则尝仰天主设像，盖从欧罗巴海泊而来也。”[1]他“第一次见到耶稣像，肃然起敬。”[2]与郭居静一起谈论信仰与人生，是他第一次接触天主教的道理，第一次了解到耶稣是谁，也第一次看到了利玛窦绘制的第一版世界地图。首次接触天主教和西方文明，给徐光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深刻地反思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儒家价值系统以外，去努力探求基督宗教对生命的真正意义。
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赴南京看望恩师焦竑，他听说利玛窦也在南京，就急切前去拜访，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是徐光启第二次接触了天主教教义。与利玛窦的对话，使他得以了解天主教的信仰核心，“逮闻天地有主宰，万物不能自生。人间祸福，皆一主宰掌握。人负气以活，具形体，秉灵性，形必归灭，而灵性永无泯灭。善其生则获祜，恶其生则罹殃。失毫谬千，攸关重焉。”[3]这次与利玛窦的相遇意义重大，对他皈依天主教尤为关键：“基督教信仰已深入他的内心，而且领悟到基督教信仰的天主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主宰。”[4]后来，徐光启在谈到这次相遇时说：“而余亦以闻游从请益，获闻大旨也，……盖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上帝。”[5]由此可知，徐光启不仅对利玛窦渊博的学识钦佩不已，更为他“乾乾昭事上帝”的执着与热诚所感动。
在那里，徐光启见到了利玛窦绘制的新版地图。有研究者认为，徐光启所以成为天主教徒，这幅地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万历三十一年（），徐光启怀着对利玛窦的旧情再到金陵古城，欲见利玛窦，而利玛窦此时已在京城传教，[6]接待他的是罗儒望神父，罗氏引他“瞻拜天主圣像”，讲解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并指耶稣圣像给他解释天主降生救赎世人的奥迹。此时，徐光启“忽忆前梦，始惊疑，以告罗子，亦受天主默启，因具讲圣教之理。公听之至暮无倦志。”[7]罗神父送给他《天主教要》与《天主实义》，他回到住处“于邸中读之，达旦不寐，遂立志受教。”第二天，他不仅读完了这两本书，而且记住了书中所有的教义纲要。[8]徐光启请罗儒望神父给他讲授教会重要的道理，因为他想在年底回家之前领受洗礼。于是，罗神父要求他一连八天，每天一次前来学习《天主十诫》，他答说：“不止是一次，我要一天来两次。”[9]他确实这样做了，总是准时到达。如果他来时赶上神父不在，他就从一个修士或是一个家庭先生那里聆听受教。[10]徐光启渴望受洗皈依基督的迫切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年1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徐光启由罗儒望神父受洗，圣名保禄，[11]成为有举人功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从受洗直到年11月8日（10月初7）去世，在三十年零九个月二十七天的天主教徒生活中，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自己的信仰，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热爱教会，关心教会，奉献教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教会的事业，堪称为一个模范的基督徒。
二、徐光启受洗的动机
从年初次接触天主教信仰，至年受洗，徐光启经过了六年时间，由初次认识到逐步体认信仰，以至最后完全地、毫无条件地交托自己给天主，这样一个完整的“慕道”时期。孙尚扬老师在《一八四零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中，将徐光启的皈依列为“理智型的皈依”，而我以为用这个词语可能无法真正地涵盖和形容徐保禄受洗的真正动机。我们或许可以说他受洗有理智型皈依的成分，但不完全是理智型的，因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皈依，如果仅仅是理智型的皈依，就无法达到将其灵性生命完全地托付给至上神，也无法在其以后几十年的信仰生活中，始终如一、无怨无悔地为教会服务。这可由受洗后的他与传教士、与教会密切的关系，以及为教会的奉献中可以得知。
徐光启受洗后，他的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考取了进士，“名噪南北”，身份与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更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卓有建树的科学家。这些变化使人对他皈依天主教的动机有很多猜测。如史学家*节于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徐光启传》就认为，他是“阳尊其教，而阴取象数之学，以为己用，……则其对于宗教所以信服而图益者可见。”[12]*节认为光启入教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的观点，在后来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他认为徐光启以受洗作为学习西方科学的手段也有其原因的，因为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就是通过学术传教，以科学真理证明天主教真理，将士大夫从科学真理引向宗教真理。这种策略也极容易使人误以为*节论断的合理性及可信性。*节的理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13]
然而事实证明，徐光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控告传教士，要掀起一场空前的教难，将他们驱逐出境。徐光启在为传教士辩护所写的《辩学章疏》中，对教会表现出强烈的维护，“然廷臣之中，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心向之者臣也。”[14]由此可见，徐光启是天主教徒，在当时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表示如果传教士真有罪的话，自己甘愿与他们一同被治罪。
徐光启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他于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与八月写的两封家书。其中一封教育他的儿子说：“教中事切要用心，不可冷落，一放便易堕落矣。”在另一封中写道：“外公一病不起，……所幸者已得进教。又不幸先生不在，临终不得与解罪，不知汝曾令吴龙与一讲悔罪否？此事至急，凡临终者即无先生在，不可不不自尽也。只要真悔，无不蒙赦矣。”[15]由此可知，徐光启对天主教的教理和圣事非常熟悉，他知道一个人于临终之际，在没有神父施行傅油圣事的情况下，只要发上等真切的痛悔也可以获得罪赦。方豪曾将此事作为徐光启虔诚信教的重要表现，是有一定道理的。[16]
徐光启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他天资聪慧，秉性善良，怀着求索精神，对自己曾经浸润其中的传统思想（儒家及佛家）展开自觉的反思[17]。艾儒略称：“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玄学、禅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究无着落。”[18]他认为儒家思想缺乏终极关怀的精神，尽管“范人于善，禁人于恶。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够及人之中情。”在面对生死大事上，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哲学，已不能满足徐光启对于死亡的困惑，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论及佛教，则“其言似是而非”；而禅宗与老庄，却“幽邈而无当”。他认为这些都不具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由衷”宗教道德力量。而只有天主教能够“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19]亦即利玛窦“补儒易佛”的传教思想，这也是徐光启天主教思想的主要部分。
利玛窦强调天主“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简言之，即“赏善罚恶”者，其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不在生前，必在死后。[20]这些话振聋发聩，使徐光启如醍醐灌顶。紧接着利玛窦谈到天主是“道德之源”，也就是神圣道德律的颁布者，道德价值的依据和来源。其目的虽然在证明天主的存在，但是强调道德法律来源的神圣性，这对于那些不满现实道德生活状况，而又热切寻求普遍有效性的道德规范的士大夫来说，提供了不同于理学的思考道德问题的新角度。[21]基于这样的理由，徐光启将追求真理的目光转向基督宗教。尤其在阅读了《天主实义》与《天主教要》等书籍之后，他明白了灵*不死及死后审判的道理，曾大为震惊，“子昨所举，实人生最急事，吾闻而惊怖其言焉。不识可得乎？”[22]于此，徐光启仿佛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他感叹说“此皆忠厚语，果大补于世也。”[23]
至此，徐光启对于天主教信仰，再无任何疑惑。如他所言，“启平生善疑，至此而无可疑；平生好辨，至此而无可辨；即立志愿受教。至是若游溟然，了亡可解，乃事服膺诸事焉。”[24]可以说，徐光启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理性思考与信仰体悟之后，做出了成熟决定。因此，关于他皈依基督，我们与其说他属于理智型的皈依，毋宁说是理智上的全面转换和灵性上的彻底交付。
受洗后，徐光启在*治、科学方面的建树，以及一生中所有重大事件，都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信仰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徐光启出儒家与佛老，而皈依天主教，是将自己生命的大希望和大光明整个地投放在基督博大的爱内。
贰、徐光启的信仰生活
○
一、勤于祈祷、热心灵修
徐光启在信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热诚，堪为基督徒的典范。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进京赴考，他到达京城后，“第一件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和领圣体。有人说保禄（徐光启的圣名）是如此的虔诚，以至在领圣体时竟忍不住流泪不止，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一样流泪不止。”[25]
徐光启奉教之后并没有满足于滞留在一般的平信徒层面上的信仰，而是通过圣依纳爵·罗耀拉（S.IgnatiusdeLoyola,S.J.,-）的“神操”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信仰。所谓神操是指各种神修功课而言，即如“省察、默想、默观、口祷、心祷等。神操一般规定为三十天左右，其操练的内容，按照奉行者的年龄、学识、天资和境遇的不同情况来掌握。神操一般是在静默、祈祷、严肃和使人警省的气氛中进行的。”[26]徐光启在家守制时，曾于澳门“在耶稣会士指导下，按照《神操》的规定，进行默想，并收到了成效。……徐光启接受良好的《神操》训练后，生活大有进步，他还将此神修工夫介绍给其他的中国教友。”[27]如瞿汝夔因畏惧死亡而沉溺于炼丹术，徐光启即“指导他遵照《神操》的灵修课程进行了全面忏悔，瞿汝夔于是抛弃了迷信活动，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重新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28]为此利玛窦说“保禄十分熟悉圣依纳爵的精神修炼，把它们介绍给中国人去做。而这些中国人结果是倾向于信教；我们由它们的效果可以得出结论说，同样的这种精神修炼也可以在这个国家创造奇迹。”[29]由此可见，徐光启亲身实践的这种训练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神操”，不仅对于徐光启本人，而且对于当时的好多教友都起到了坚固信仰，强化信仰的功效。
利玛窦记载徐保禄在家乡为父亲守制期间，“曾几次访问过澳门。他每次遇到从前的异教导师时，导师都劝他回到他的偶像教派中去，但他对他师傅的劝告只是嘲笑而已。”[30]徐光启的导师是焦竑，他对恩师一向是很尊敬的，但在信仰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丝毫不妥协。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奉劝，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信仰，即便是恩师的劝诫也丝毫不能使他动摇。徐光启信仰之坚定，于此可见一斑。
年，七十二岁的徐光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此时，他的基督徒的生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以前更加虔诚和执着。罗雅各在《徐光启别传》中写道：“那时虽然国事日非，但他忠公体国，朝夕勤劳，办事十分尽职，使崇祯极为满意，因此倚畀日深。对于一位求治万分急切，十三年中换了五十七位宰相的皇帝，文定公能始终不失信任，这真是极不易的事情。”虽然他日理万机，处理国事极为繁忙，然而他“奉教虔诚依旧不稍懈怠。每天在退朝后，他“先行默想功，跪天主苦像台前，省察所思所言所行，质于天主，过则悔之改之，有善则献于天主，谓非天主助我，莫能行之。”[31]
根据教会的传统，教友每年至少办告解一次，但徐光启每月办三次告解，按照教会的规定，许可领几次圣体就领几次。更使人羡慕的是“他每次遇到*国要事，一时不能决定时，便到圣体龛前和隐藏在面形里的天主筹商核议。”[32]据文献记载，徐光启“生平最喜欢的两项神修工夫，即每日神领圣体与诵念玫瑰经”。[33]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带动教友们去行这些热心神功。
徐文定公堪为“国家的栋梁，圣教的柱石。”[34]他把国家的事和教会的事，都当做自己最大的事情来办。当他遇到棘手的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时，总会通过谦卑的祈祷向天主祈求智慧，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此可知，徐光启的信仰已经深入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对于他的思考、工作、读书、写作，待人接物以及价值判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参与弥撒恪守教规
徐保禄不仅热心修德，而且严格遵守教会的诫命。如：“他虽然年过七十，但是他不仅在一年中例行斋期中守斋，而且在四旬期中也严守斋戒，……这让前来探望病中的保禄的所有教友官员和异教徒吃惊的是，他们看见保禄躺着的床上放着念珠、苦衣和苦鞭，那些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人问他，这些东西是否有助于修德。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对很多人都有教育意义。”[35]在家乡期间，他热心祈祷、积极参与弥撒圣祭，在他德表的感召下全家人均热心参与弥撒。对此，伏若望在《徐保禄进士行实》中写道：“在回到家乡期间，他从来没有错过弥撒，他的信教家族成员也都按时参加弥撒，因为他要求他们都来，而让他们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难，因为通常他的榜样作用便可以激励和促使他们。有时由于正当的原因而无法参加弥撒，他也会在次日弥补上。”[36]
徐光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按时参与弥撒，以及弥撒后的各种热心祈祷神功的习惯。
“为了更方便地参加弥撒，他在我们神父们的住所旁边租了房子，并开辟了一个专供他使用的门，他经常通过此门来参加弥撒，几乎可以说我们的教堂成了他家的圣像龛，在很多特别的时候，他屡次来到这里就他的一些事情与天主交流，尽管他在自己家中也有一个装饰华丽的圣像龛。他入教以后的整个生活就像一个虔诚而守时的初学修士。因为每次离开家或官邸，每次出门探亲访友，或者在家中会见客人，他都会首先来到他的神龛面前，在那里做祈祷，其最主要的祈祷是求天主让他在这类活动中不要忽视作为一名真正教徒的责任。”[37]
徐光启不仅热心参与弥撒，且热诚于听神父们讲道，他对于信德的道理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和谦卑。“每次讲道他都前来协助，并对于讲道充满好奇，非常虔诚，准确而详细地记录下宣讲的内容，如果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会非常坦诚地提问，就像一个学校里的小学生。”[38]他借着不断地守大斋，做补赎，乐守清贫，自奉非常菲薄，竟可和修道人相媲美。[39]
徐光启敬爱神长，从内心里尊敬传教士，尤其是对于利玛窦神父和罗儒望神父。徐光启惊闻利玛窦神父去世之噩耗，痛哭失声如丧考妣。罗儒望神父去世后，光启服孝一年，对人说：“某受洗于罗神父之手，是真吾神灵之父也，礼宜尽孝。”[40]
年金尼阁神父从罗马返回，给徐光启带来了教宗颁赐的宗座降福，光启朝服朝冠，“跪领教宗恩命”，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与感恩之情。在病危之际，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依然“为汤若望、罗雅谷等参与修历的传教士请功，并做出一些具体安排，推荐同为天主教徒的李天经管理历局，‘均蒙谕允’。”[41]可见，徐光启心系教会，虽在临终弥留之际，心中牵挂的还是教会。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专心地为死亡做准备，过得很平静，长时间地做祈祷，也随意地与人们交谈，经常与龙华民、汤若望和罗雅谷谈起永久的福祉。在他至少办了三次告解，领受了临终圣体和临终傅油圣事后，于年11月8日，‘安息主怀’。”[42]离他所仰慕的利玛窦神父逝世相距23年。
徐光启从皈依天主教到去世，他的个人生活，一直都奉行最高尚的天主教徒的道德品行。耶稣会士们对他非常了解，用了许多笔墨来讲述徐光启的宗教信仰，他的谦恭、温和、宁静、正直；他对祈祷和悔罪的真心，他对自我感情的控制，他对敌人的宽恕，他那平和的心底、语言和表情，他以慎重为界的热诚。[43]这些都可以说是徐光启作为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的真实写照。
三、率先垂范、教育子孙
徐光启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恪守天主诫命及教会规诫，而且也要求自己的儿孙们，让他们严格奉行，丝毫不得懈怠。徐光启晚年在宫廷任职期间，有一次他听说自己孙子的小儿子患病，处于危险中，孙子便请了一些异教徒往庙中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其子长命百岁。徐光启得知后非常生气，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儿子，让他严厉教训这个孙子，首先“将那些为其服务的异教徒都打发走，并让这些孙子们知道，如果任何一个人以任何方式参加庙会，或不将此类活动拒之门外，都将被逐出家门。”[44]徐光启这封家信犹如圣旨一般，使其子孙们重新回到信奉天主、遵守教会规诫的轨道上。罗光在《徐光启传》认为光启“且疑玄孙的父母，事先知情，令这房孙儿分居，家产一毫无份。家中人央请郭迎凤神父（郭居静）说情，以孙儿事前并不与谋，乃佣仆无知，一时做出违反教规的大恶，光启才肯息怒，回信恕孙儿夫妇”。[45]此两处文献给我们详述，徐光启在孙子犯了过错之后，不仅严厉地批评教育子孙，甚至以褫夺孙子家业继承权作为惩戒，为使他们明白“行异端”违背天主诫命是多么重大的罪过，以此来警醒子孙要不折不扣地遵守天主十诫。
另一次，徐光启得知自己的两个孙子染上恶习，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少交上朋友，对此他严厉训斥教育，决不姑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我悔悟、自觉地改邪归正，徐保禄表现出极度的悲伤和难过，为他的孙子的不良行径进行忏悔，绝食了好几天”。他的儿子徐骥担心年老父亲的健康，央求神父们说情，让父亲进餐，但徐光启坚持“如果这两个孙子不痛改前非，断绝与其狐朋狗友的交往，那么休想让他进食，他将一直绝食下去”。他的真诚和执着的精神，使得“他的两个孙子心里很内疚，并改邪归正了，他们都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这样一位祖父的孙子，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在各方面都以他们的祖父为榜样。”[46]
徐光启很重视治家及教育后代，在第九封家书中，他说“时危事异，只宜恬默自守为上，教训诸子尤是紧要，”[47]因为“一放便易堕落。”[48]可见他是怎样希望家人安分守己，不可招摇；同时亦看出他很重视家庭教育。如果子孙敢违反教规，一向和颜悦色的徐光启，也会发雷霆之怒。徐光启的家庭信仰都很坚定，虽几经教难和各种苦难的磨砺与冲击，信仰终能薪火相传，后代中出现了好几位司铎和修女。其中第十二世孙徐宗泽神父是中国教会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为中国近现代教会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徐光启重视家庭信仰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注释：[1]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跋二十五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86页。[2]宋杰：《徐光启与利玛窦》，《圣教杂志》，第22卷第11期。[3]李杕：《徐文定公行实》，录自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文化第一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4]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跋二十五言》，第87页。[5]同上书。[6]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零年以前的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年），第页。[7]柏应理：《徐光启行略》，录入《通鉴纪事本末补附编卷》，张星曜编次。[8]参考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札记》，（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9]同上书。[10]同上书。[11]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年），第74页。[12]*节：《徐光启传》，（），转引自徐宗泽：《徐文定公实施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年），第25页。[13]参阅孙尚扬、钟鸣旦，同上书，第页。[14]王重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15]同上书，第,页。[16]方豪同上书，第页。[17]参阅孙尚杨、钟鸣旦，同上书，第-页。[18]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见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北京：知识出版社，7年），第28页。[19]徐光启：辩学章疏》，见李天纲、朱维铮编辑：《徐光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20]同上书，第页。[21]参阅孙尚杨、钟鸣旦，同上书，第页。[22]利玛窦著、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第页。[23]利玛窦：《畸人十篇》之四“常念死后备死后审判”。[24]朱维铮、李天纲：《徐光启全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2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札记》，第-页。[26]房志荣译：《圣依纳爵神操》，（台湾：光启出版社，8年），第13页。[27]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出版社，年），第页。[28]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29]《利玛窦札记》，第-页。[30]同上书，第页。[31]甘雅各著、王仲群译：《徐文定公别传》，《圣心报》，第五十六卷第四期，年，第86页。[32]《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33]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上海教区光启社，年），第页。[34]《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35]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实》，第页。[36]同上书。[37]伏若望同上，第页。[38]同上书。[39]甘雅各著、王仲群译：《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40]同上书。[41]萧若瑟：《圣教史略》，（河北：献县天主堂，年），第58-59页。[42]同上书。[43]邓恩同上书，第页。[44]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实》，第-页。[45]罗光：《徐光启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年），第页。[46]伏若望同上，第页。[47]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8年），第79页。[48]《徐光启集》，同上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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