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森伯兰作者揭示,切尔弗里斯带到罗马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是当时修道院制作的三本全本圣经抄本中的一部,另外两本是为威尔茅斯和贾罗的修道院准备的。
令人高兴的是,其中的一个抄本的碎片也幸存了下来,现在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
这些残缺书页的注释表明,这本圣经至少一直被使用到14世纪。
但到了16世纪,这本书被分解,书页成了诺丁汉郡沃莱顿的威乐比家族财产文件的包装纸。
这些书页保存了圣经《列王记》上的部分内容,和《阿米提努抄本》一样使用安色尔字体,纸质和早期英语抄本一样为小牛皮纸,而送给教皇的抄本选用的是羊皮纸张,这是为了展示诺森布里亚教会是如何完整地吸收了罗马的教诲,而特意采用了意大利风格去制作这本圣经。
这是《阿米提奴抄本》自多年前与切尔弗里斯一起离开后,第一次回到英国并展览。
在《阿米提奴抄本》有一幅全页的手绘插图,上面画着一个正在工作的抄写员,坐在一个打开的橱柜前,橱柜的架子上有装饰性的镶嵌物和书籍,脚下有一些工具。
书页顶部的标题以及人物的独特服饰,显示了这个人是旧约里的大祭司和先知:以斯拉。
他坐于软凳,脚放在踏板,用芦苇笔在膝上搁着的书上写字,这个姿势和同一时间在诺森布里亚制作的另一份抄本《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马太的肖像一致。
这一相同性表明,这两幅作品的艺术家都受到了一个共同模板的影响。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通常被认为是由一位受过爱尔兰书法和艺术风格训练的抄写和插画大师,于公元年在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制作的。
10世纪中叶,书的结尾被加上一段简短的文字,内容是这位抄写员传说就是伊德弗里斯,他很可能从公元年到公元年担任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的主教。
以斯拉和马太的肖像画之间的相似性强烈表明,这些手稿的制作,修道院们分享抄本来作为自己作品的范本,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诺森布里亚王国是一个地中海世界和爱尔兰海地区的宗教和文化因素的熔炉。
在诺森布里亚、爱尔兰和受到如爱奥纳岛等爱尔兰修道院深刻影响的不列颠西北部地区同时期制作的手稿中,发现了高度程式化的“岛屿式半安色尔”字体,地毯图案页和首字母装饰。
因此,《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反映了爱尔兰和罗马风格对早期诺森布里亚教会的格式化影响,并展示了诺桑布里亚王国在其一个世纪内归化基督教过程中的丰富的学术和艺术资源间的相互联系。
林迪斯法恩修道院显然与西面的爱奥纳修道院、南面的威尔茅斯—贾罗、约克和坎特伯雷的修道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位来自林迪斯法恩的不知名作者在8世纪初写了一篇报道圣卡斯伯特墓的神迹的文章,其中包括治愈一位从“海上”来到那里的教士。
他似乎是从法国来到林迪斯法恩的,在那里同威利伯德主教一起工作。
威利伯德是一个诺森布里亚人,他成年后一直以自我放逐的形式朝圣,先是在爱尔兰的拉斯梅尔希吉修道院接受训练,并于年前往法兰克,在“仍在奉行异教仪式”的弗里斯人中传教。
他的工作得到罗马教皇和法兰克一个强大的贵族家族成员的赞助,他们在特里尔旧皇城附近的埃希特纳赫给了他土地来建造修道院。
埃希特纳赫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一些现存的书籍可能完成于此。
《埃希特纳赫福音书》在内容、字体和装饰上与诺森布里亚抄本如《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和《杜仑福音书》有着明显的家族型相似。
威利伯德自己的礼拜日历也记录了诺森布里亚圣徒,如卡斯伯特和奥斯瓦德等的纪念日。
在当时旅行困难的情况下,对故乡圣徒定期的祈祷和纪念仪式,有助于保持和故乡修道院之间的亲密关系。
公元年以前,许多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过法兰克前往罗马。
有些人,如约克主教韦弗瑞德(卒于年),是从东部途经弗里西亚或萨克森,这些日耳曼亲属和英格兰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
在8世纪早期,威利伯德和年跟随他来到法兰克的波尼费斯,在生活在国外的8世纪早期英格兰神职人员当中是声名卓著。
他们在那里建立的修道院成为了书籍生产的中心,不仅从英格兰进口抄本,而且制作时也更多地使用“岛屿”风格和技术。
有时很难判断一份保存下来的“岛屿”风格手稿是在英国、爱尔兰还是在欧洲大陆制作的,而这些相似之处加强了这些地区宗教团体之间的文化联系。
一些由英国传教士在法兰克在福尔达和维尔茨堡等地建立的修道院,在“加洛林小写”新字体在法兰克王国的其他地方普及很久之后,仍继续以岛屿风格制作书籍。
一种独特的“法兰克一撒克逊”装饰字体在英吉利海峡法兰克一侧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修道院,如圣阿曼德和圣伯丁修道院中得以臻善,优雅的加洛林美学字体与岛屿风格的首字母装饰字体交错在一起。
查理曼大帝(—年在位)是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他的宫廷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学者和工匠,尤其是在公元年左右,他在亚琛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
在皇室的资助下,大量的抄本被制作出来,这是查理曼宫廷的财富,和其作为整个欧洲文化网络向心力的佐证。
学者们从这个国土跨越现代法国,德国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北部的大帝国各地纷至沓来。
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和工匠也被吸引而来,“岛屿”艺术是宫廷学校抄本的主要特征。
《哈利戈登福音书》使用了一个岛屿体风格的首字母作为《马太福音》“LiberGenerationis”的文字开头,这和《埃希特纳赫福音书》中的相同内容页的结构和美学风格如出一辙。
在被查理曼宫廷所吸引的英格兰人中,有另一位诺森布里亚人阿尔昆,他曾在自己的家乡为约克大主教工作,并获得了令人敬畏的学者和教师之名。
阿尔昆成为查理曼最密切的亲信之一,也是他孩子们的老师。
他的大约封当时写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收信人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
由于他的学术声望和与国王的亲密关系,阿尔昆的书信成为后世很多作家们的书信范本,他们服务的王室和教庭都想仿效查理曼以成为文化资助者。
在一部阿尔昆书信的早期法兰克语副本上,有一位英语读者在下部空白处写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风格的一段诗句;另一位读者在页面的顶部抄写拉丁文PaterNoster来练习书法。
阿尔昆和其他欧洲学者对查理曼宫廷的学术“复兴”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拉丁语学习振兴上。
查理曼希望更好的拉丁语能帮助法兰克人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并提高祈祷的质量和功效以加强他的王权和*队。
在英格兰,三代人之后的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面对维京人的不断进攻,阿尔弗雷德大帝(—年在位)在他的西撒克逊王国,出于类似的目的来资助学术活动。
但阿尔弗雷德强调使用方言,也就是英语来进行学术和教育活动。
即便如此,阿尔弗雷德仍很看重外国学者的作用,他在为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著作《教牧关怀》英文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感慨,在过去的岁月里:“外国人来到这里以寻求智慧和教诲,现在我们必须努力使他们前来。
”研究表明,当时修士老萨克森约翰在阿尔弗雷德的宫廷,就与来自法兰克的圣伯丁和艾瑟修道院、威尔士的圣大卫修道院的格雷姆巴德等人一起工作。
阿尔弗雷德的努力使英语成为一种为教会服务的重要语言文字。
在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书写或拥有的部抄本中,大约部是阿尔弗雷德以后用古英语书写的。
几十年后的大约年,一个名叫奥尔德雷德的抄写员在已经很古老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的拉丁文原文行间添加了福音书的英文翻译。
这是福音书最早的英文翻译,比约翰·威克里夫作为欧洲宗教改革前兆的圣经英语翻译早了大约年。
本文中讨论的这些抄本有力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从5世纪到11世纪与欧洲大陆的*治、文化和经济联系。
他们讲述了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实践,知识环境的故事。
所有的交流都不是单向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他们的大陆和海岛邻居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并且获得了同等的回报,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英国的学术、教育,艺术和书籍制作是整个博大欧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乔安娜·斯特瑞,苏伟.抄本视角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和欧洲[J].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00):-.
摘要:正年10月19日,大英图书馆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艺术,文字与战争展览,旨在探索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珍贵而迷人的抄本作品。
展览汇集了件早期中世纪手抄本和相关物品,这些物品不仅包括大英图书馆藏品,而且还包括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收藏。
在皈依基督教以后,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成为手抄本、誊写者和学者的输入和输出国,其中一些展品是自多年前离开后第一次回到英国,因为他们在被盎格鲁—撒克逊抄写者完成后不久即被送往其他地区。
